历史上，外国文学曾沿一带一路大量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文学的天空是开放的，最能展现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费孝通先生名言)之真味。

　　四大传说半数外来

　　一般认为，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但此前中国与西亚已有往来，青铜、小麦得以传入中原，粟则自东向西。在古汉语中，“麦”本意为“来”，可证是舶来品。

　　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王母即来自不同文化，据《后汉书》，她住在今伊拉克，可据《汉书》，则在地中海。张衡、杨雄等在诗中均提到过西王母，托名晋代葛洪著的《汉武帝内传》生动地描写了西王母的出场：“复半食顷，王母至也。或驾龙虎，或乘狮子，或御白虎，或骑白麟，或控白鹤，或乘轩车，或乘天马，群仙数万。”

　　神话是文学的源头，在中国四大民间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哭长城、白蛇传)中，两个(牛郎织女、白蛇传)与印度相关。

　　陈寅恪先生认为，嫦娥奔月也是印度月神故事的翻版。该传说是后来许多作品的母题，如李商隐的“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苏东坡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二十四孝”传说中，有三个来自印度，即“割骨疗亲”“卧冰求鲤”和“鹿乳奉亲”，均为佛经中的故事。

　　“变文”改变了中国小说

　　汉代外来文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神话与传说上，到唐代，则对中国小说和戏剧发展产生重要作用。

　　胡适先生曾说：“印度人的幻想文学之输入确有绝大的解放力。试看中古时代的神仙文学如《列仙传》《神仙传》，何等简单，何等拘谨!从《列仙传》到《西游记》《封神传》，这里面才是印度的幻想文学的大影响呵。”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发达，唐前小说多三言两语，形式简陋，梵剧传入改变了此局面。

　　梵剧源于公元前8世纪，盛于公元一至五世纪，它用且歌且舞的方式，表现史诗和市井故事，后佛教加入更多说教色彩，常用它来劝世。

　　汉代宫廷已有梵剧，但皇家仅采其乐舞。到唐代时，佛教勃兴，以都城长安为例，天宝前成规模的寺庙已达91座，彼此激烈竞争。为赢得更多信众，有的寺庙以培植异花取胜，有的寺庙以珍贵舍利取胜，更多寺庙采用了“俗讲”方式。

　　“俗讲”是梵剧变种，即以一人或几人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深奥的佛理。“俗讲”多长篇，可持续吸引听众，各寺争相礼聘擅长“俗讲”的僧人。

　　唐代末年，四川已有民间艺人在模仿“俗讲”，以后发展为说书、鼓子词等曲艺形式。

　　“俗讲”中一些优秀内容会被笔录成文稿，即“变文”，它是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里程碑，《西游记》《封神演义》中的一些故事已出现在唐代“变文”中。

　　“变文”在三点上改变了中国小说：首先，创作者为留住听众，注重故事的曲折，会主动“拴桩”“解桩”，已采用“中国套盒”等技巧;其二，重视角色扮演，常以第一人称切入，生动自然;其三，多种文体混用，叙事中夹杂着诗、评论等，直到《红楼梦》时，中国作家依然尊奉此法。

　　明末作家竟改写《伊索寓言》

　　元代横跨欧亚，给东西方交流带来更多机会。丘处机、耶律楚材、廼贤等都是跨文化写作，此外还出现了“也里可温作家群”，即信仰景教(基督教之聂斯托利派)的作家们，史书上称他们“仕于朝，功名文学多显者”。

　　元杂剧和后来的明清小说是中国叙事文学发展的另一高峰。

　　元杂剧中大量使用外来语，且有《灰阑记》式作品，其故事在佛教、基督教典籍中均能找到，有学者认为与元代景教复兴相关，也有学者认为作者李行道是隐士，他参考的可能是《风俗通义》中记载的本土故事，与外来文化无关。

　　古人吸收与借鉴外来文化往往是信手拈来式的，如明末清初的历史学家李世熊曾撰随笔集《物感》，其中5篇竟来自《伊索寓言》，但经过改写，与原文已有较大不同。

　　望向海洋也望向内陆

　　清代中期以后，口岸成东西方文化交流主脉，但对文学而言，丝绸之路依然重要。

　　为应对“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林则徐派人编译了《四洲志》，用两章介绍了阿拉伯的情况，其中提到《一千零一夜》，林撰文称：“词虽粗俚，亦不能谓之无诗才。”

　　此后俄国与东欧小说的译介成显著亮点，1900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俄国政俗通考》，首次推荐“刘都斯笃依”(即列夫·托尔斯泰)：“时年23岁。投笔从戎，入卡利米亚(即克里米亚)军营效力。1856年，战争方止，离营返里，以著作自娱。生平得意之书，为《战和纪略》(即《战争与和平》)一编，备载1812年间拿破仑伐俄之事。俄人传诵之，纸为之贵。”

　　在此之前，赴俄从事木材贸易的中国商人已将《战争与和平》梗概翻译到国内，流传甚广。1949年到1962年最高峰时，中国出版苏联文艺著作达2539种，5千多万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