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真北,蒙古族,乳名秀秀,曾用名赵长秀,蒙古族名额尔敦桑布,1926年10月出生于土默特旗东沟门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察素齐镇东沟门村)。
赵真北出生在一个蒙古族农民家庭。他的父亲赵红红为人友善,略通中医,1933年,赵红红由共产国际派来的吉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从事地下革命活动,1936年病逝。母亲,蒙古族,乳名葡萄,出生年月不详,1929年去世。父亲去世后,留下了20多亩贫瘠的旱地,赵真北和继母无力耕种,家里生活十分困难。
赵真北的父亲去世后,他一直在二叔、姑姑、姨姨的接济帮助下生活、读书。1933年至1936年,赵真北在巴什板申(今土默特左旗巴什村)和西沟门村读私塾。1936年进入土默特旗署兴办的把什板申小学(今把什民族学校)读书。1939年转入伪厚和市土默特小学校(今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读书。1941年进入德王创办的厚和蒙古中学读书。1944年进入张家口蒙古高等学院读书。尽管生活穷困不堪,但是,赵真北天资聪颖,加上顽强的毅力,勤奋用功,学业成绩一直突出,出类拔萃。他刚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时,因蒙文基础差被分到蒙文乙班,半年后因成绩优异,老师把他调到甲班。他报考厚和蒙古中学时,又因为蒙文基础不好被编入预备班,第二年开学, 学校统一考试,根据成绩重新编班,分为四年级、三年级、二年级甲乙班、一年级甲乙班、预备班,赵真北因为考试成绩突出,直接从预备班进入二年级甲班。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张家口蒙古高等学院停办,赵真北返回家乡,路过归绥城和同学一起看望土默特学校校长恒升老师。恒升老师热情接待了这些可爱的学生,教育他们:“蒙古族只有相信共产党才有出路,决不能再相信蒋介石和国民党,因为国民党推行的是大汉族主义民族歧视政策,欺压咱们蒙古族。”不久,赵真北回到土默特旗察素齐镇,在街头的高墙上看到绥蒙政府主席云泽(乌兰夫)签署的布告,第一次看到蒙古族人当了地方政府的主席,觉得恒升老师讲得话很有道理。1945年11月,他经表叔荣世章的介绍,在八路军建立的土默特旗察素齐人民政府参加了工作,管理财务。12月,绥远战役后,组织上决定战略性撤退,赵真北受命前往乌兰夫担任院长的集宁绥蒙建国学院学习。
1945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张家口成立,随后建立了内蒙古军政学院,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主席乌兰夫决定把绥蒙建国学院的所有蒙古族学生调往军政学院继续深造,1946年1月,赵真北和其他31名绥蒙建国学院同学,从集宁经过丰镇前往内蒙古军政学院,途经丰镇附近的官屯堡时,遭遇了国民党傅作义下属的绥西联军王英部队拦截,赵真北和26位同学被捕。王英部队将他们交给管辖当地的阎锡山部队,后来被押送到大同,看守阎锡山部队的仓库。4月,赵真北和一起被俘的荣青海同学寻找机会逃了出来,他俩昼伏夜行,到达张家口,终于进入内蒙古军政学院报到。5月,赵真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学习结业后留校工作。10月,内蒙古军政学院撤离张家口,转移到贝子庙(今锡林浩特市),赵真北和其他人员被编为武工队,后改为隶属于中共锡察(锡林郭勒盟、察哈尔盟)工委的地方干部训练团,他担任组教科副科长。
赵真北幼年时期,土默特旗的蒙古族亲友由于长期和汉族人交往以及反动政府歧视蒙古族政策,基本上都不会说蒙语也不能读蒙文了。虽然他上小学时学过蒙文,但是一直没有练习口语的环境。早年在厚和蒙古中学读书期间,他经过努力,基本能够听懂蒙语授课内容,也能和同学进行简单的蒙语交流。在锡察干部训练团工作的三年,让他大大提高了蒙语、蒙文水平。他经常主动和学员们一起听蒙语课,积极参加学员的蒙语讨论,认真留意蒙语的发音技巧。在学员管理中,他主动和学员们用蒙语沟通。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勤奋学习和用心专注,他逐渐开始翻译蒙文教材,用蒙语引导学员讨论,后来还可以用蒙语授课,很快成为同龄人中屈指可数的可以熟练使用蒙语、蒙文的土默特蒙古族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受邀到内蒙古党校用蒙语给学员讲课,并获得自治区颁发的“学习与使用蒙文奖”。
1950年,赵真北担任中共锡林郭勒盟工委秘书,1951年担任锡盟西部联合旗工委书记兼旗长、供销社主任。他在西部联合旗工作期间,因为抗灾保畜工作成绩突出,1952年被调任锡盟畜牧处处长。1953年至1954年,赵真北担任锡盟盟委委员、中共锡盟工委组织部副部长、部长。1955年,调任内蒙古党委农村牧区工作部三处处长,1964年,他担任内蒙古畜牧厅第一副厅长主持工作、党组副书记。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赵真北受到了牵连。1968年,他是当时内蒙古革委会委员中唯一尚未受到迫害的土默特蒙古族地方干部,被定为“新内人党”和“叛徒”,被关押,遭受了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残酷迫害,一直到1969年才被解除关押。1971年至1972年,他被送往河北省唐山市的内蒙古直属机关干部学习班学习,回来后一直赋闲在家。
1975年9月,赵真北恢复工作,担任内蒙古农牧场管理局副局长。1979年2月,赵真北担任锡林郭勒盟委第一书记兼锡盟军分区第一政委。在此期间,他走遍了锡林郭勒各地,进行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了解到素以水草肥美著称的锡林郭勒草原,因为多年牲畜过度承载和盲目开垦而加剧退化,出于对家乡和民族巨大的责任感、对美丽草原的无比热爱和强烈的使命感,基于多年累积的牧区工作经验,他决心要对内蒙古草原历史发展的脉络进行细致梳理和深刻反思。他认为如果不按客观规律办事,盲目滥垦、盲目放牧、盲目养殖,就会导致河流断流、湖泊萎缩、湿地旱化,从而使得草原一步步向沙漠化蔓延。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的命题:“要把草原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作为牧区工作的重点”。他在长期积累的丰富的牧区工作经验基础上,根据多年的苦心钻研和深厚的理论基础,提出了“以草定畜”“畜草平衡”的重要观点,在《实行以草定畜变被动抗灾为主动防灾》(《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1年第5期)一文中全面阐述了畜草平衡的重要意义和应该采取的有效措施,这个理论后来成为牧区发展和草原生态环境保护的战略性指导思想。他还根据多年的工作经验和锡盟的现实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人重教育、畜重草、以牧为主、以草定畜、发展多种经济、改变落后。”的具体工作方针。
赵真北深刻意识到保护环境、维护草原生态平衡和控制牧区人口增长的重要性,他在锡盟工作期间,针对当时外省区盲目流入的人口肆意侵占草原、破坏生态植被、扰乱牧区正常社会秩序、影响牧民正常生活的情况,根据中央和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指示精神,他本着保护草原、维护牧民合法权益、妥善安置外来人口的原则,领导锡盟盟委、盟公署采取政府出资的措施将一些影响恶劣的外地人员遣返原籍。这一举措对于保护草原牧区平稳有序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80年10月,赵真北调离锡盟,担任内蒙古畜牧厅厅长。在他主持领导下,内蒙古畜牧厅牵头制定了《内蒙古草原管理条例(试行)》,并进行了试点工作,1983年7月21日,内蒙古第六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针对草原权属、管理、保护、利用和建设而制定的专门性地方法规,也为1985年全国人大制定和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提供了重要的立法依据和框架。
1983年,内蒙古畜牧厅因自治区机构改革而撤销编制,赵真北再次赋闲在家。1985年,赵真北担任内蒙古工商行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1988年至1993年,担任政协内蒙古第六届常委。1995年,光荣离休。
2010年8月7日,赵真北在呼和浩特逝世,享年84岁。(呼和浩特市委党校 武赋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