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照光，蒙古族，又名乌勒朝克图，1929年出生于土默特旗塔布子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
云照光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农民家庭。据传说，塔布子村是清朝乾隆年间形成的，当年这里只有云泽(乌兰夫)祖辈一户蒙古族人居住，后来有四户从山西走西口逃荒来的汉族农民也在这里落户，这才有了五户人家，从此有了“塔布子”的村名，蒙古语的意思是“五家村”。后来，又有很多逃荒的农民陆续迁来，村里人渐渐多起来，他们耕种放牧，友好相处，蒙汉族之间互相攀亲结友，有的结成儿女亲家，一代代建立了深厚的感情。正如当地一首民谣里唱的：“蒙汉是一家，不分你我他。同喝一井水，共赏草地花。”新中国成立后，塔布子村改名塔布赛村，蒙古语塔布赛是“五家好”的意思。
云照光出生那年是民国十八年，也是土默川的大旱之年。他与乌兰夫是本家，按照辈分，他是乌兰夫的侄子。他的父母为人正直，忠厚老实，一辈子勤劳务农，含辛茹苦地养育着他们兄弟姐妹七人。为了让孩子们将来有点出息，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云照光的父亲借上债让他和云晨光(云照光的三哥)上了私塾，希望他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然而没有多久，因为没有钱，云照光和三哥就读不成书了，只好给本村的有钱人家放牲畜、打短工。由于子女众多、负债累累，生活难以维持，父亲只好把云照光过继给他的舅舅云来栓。云来栓在包头土默特蒙古族地方武装“老一团”当连长，是一名很厚道、讲义气的军人，他同情革命，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不幸的是在一次剿灭土匪杨猴小的战斗中阵亡了。舅母王鱼鱼是个精明能干的农村妇女，心地善良，对云照光很好，可是舅母的家人认为云照光是去继承财产的，对他冷眼相待。云照光实在忍受不了，六七岁的时候又跑回了塔布子村，回到父母身边。
1937年10月，日本侵略者占领了绥远省(今内蒙古中西部地区)。1938年，八路军部队挺进大青山，很快和本地的“抗日团”会合，展开了抗日斗争。1939年的夏天，贾力更来到云照光家，因为他经常挑着货郎担走村串户，人们都叫他“贾货郎”，虽然他只有30多岁，却已经是中共土默特蒙古工委的书记了。这天晚上，贾力更和云照光的父亲谈了很长时间，第二天又挑着货郎担走了。没过几天，云照光的父亲和孩子们说：“我考虑好了，就让晨光和照光弟兄俩先去吧，后天就走，跟上老贾去延安，这是你们二叔云泽(乌兰夫)安排好的。”第三天晚上，云照光兄弟俩来到了小里素村乌兰夫舅舅家，只见奎璧、贾力更、张禄等中共地下党员都在这里，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护送土默川第一批蒙古族青年和进步学生去延安，总共是22个青年和学生。
第二天早晨，大家在贾力更和张禄带领下出发了。贾力更走在前面带路，负责打探情况，他吩咐后面的人，分成三五个人一组，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不容易被日伪军或者伪警察发现是集体行动，但又必须保证不能丢失一个人，所以，张禄走在最后。这些青年和学生都是蒙古族，年龄最大的巴增秀(女)23岁，最小的就是云照光，只有10岁。大家一路上都特别关照云照光，担心他的年龄小，走不了远路，可谁也没想到，他人小志气大，从土默川到延安1000多里，翻山越岭，风餐露宿，他一直坚持下来。
1939年9月，云照光和大家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他们受到了热情接待，住进了中央组织部招待所。这个招待所位于延安西北的一座大山上，在延安文化沟和中央党校之间，条件比较艰苦，仅有几间简陋的土窑洞。云照光好奇地观察这些窑洞，发现洞洞相连，他打听了以后才明白，这是为了防备敌人来轰炸，炸塌了这孔窑洞，可以从另外一孔窑洞出去。大家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是为了接受初步教育，一些领导和老师经常过来看望他们，讲述一些革命道理。云照光有点听不懂，就缠着老师讲革命故事。
1939年入冬，中央组织部派人来征求蒙古族青年和学生的意见，问大家是想去中央党校和藏、彝、苗、回等少数民族学员一起学习，还是想去刚刚恢复的陕北公学(今中国人民大学前身)。大家听说中央党校主要是学习革命理论，考虑到自己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还是去陕北公学比较好，可以学文化，学时事，学政治，于是大家就集体去了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学员住的都是新打的窑洞，他们是新校址的第一批学员。当时的校长李维汉和其他学校领导对这批蒙古族青年特别重视。在学习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彭德怀、张浩、博古、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谢觉哉、贺龙、王震、刘少奇、洛甫、蔡畅等领导干部都来看望过蒙古族学生，有的还给他们讲过课。
1941年春天，中央决定把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的少数民族学员合编在一起，成立了陕北公学民族部。1941年9月，在陕北公学民族部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决定成立延安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前身)。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毛泽东和许多中央首长都送来了贺词、贺信、题词，祝贺这所少数民族最高学府的诞生。后来，只有12岁的云照光担任了民族学院少年儿童团团长，创办了《少年报》，他开始发表一些通讯、感想、散文和打油诗。
1942年是陕甘宁边区最困难的一年。蒋介石消极抗战，发起了反共高潮，胡宗南调动30万国民党部队包围了陕甘宁边区，实行经济封锁，企图把共产党和八路军饿死、困死在陕北。毛泽东提出了“自力更生，丰衣足食”的号召，动员陕甘宁边区军民自己动手，发展生产，所有人员都开始了纺线织布、开荒种地、上山烧木炭。大生产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当时，延安地区不管男女老少，不论干部群众，大家不怕困难，积极乐观，干得热火朝天，没有一个叫苦的，也没有一个偷懒的，那种热火朝天的场景，给云照光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这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2年，延安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1943年初，延安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艺运动，所有的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情绪都很高，劲头也很足，积极参加创作和各种演出活动。云照光被挑选进了延安大学秧歌队，他们经常去中央机关、延河岸边、部队、边区政府、参议会、新市场、文化沟等地扭秧歌。后来，云照光和几个同学用《二人台》拜大年的音乐曲调，自编自演了《送公粮》，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和热烈欢迎。
1944年，15岁的云照光已经非常成熟，他接受党组织派遣来到了鄂尔多斯，先后担任乌审旗保安部队警卫连教官、指导员、党支部书记。1945年，八路军在乌拉尔林与国民党部队的一次战斗后，组织上突然宣布云照光“牺牲”了。随后，云照光被秘密派到敌占区做地下工作。当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云照光又被抽调到部队工作，先后在班、排、连、营、团、师任职，主要做部队文化宣传和政治思想方面的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云照光历任内蒙古军区文化处处长，伊克昭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内蒙古军区文化部副部长。这时，当年延安的学习、生活和部队几年的实践锻炼，促使云照光萌生了创作文艺作品的冲动。刚开始的时候，他只是为绥远省军区的《部队生活》杂志、华北军区《战友》杂志和报纸写一些通讯，后来也写一些散文、杂文和诗歌。之后，云照光就静下心来，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鄂尔多斯太阳》，小说描写了鄂尔多斯民众反抗国民党统治的“三二六”事件，塑造了蒙古族牧民和汉族革命人物的英雄形象，一共写了十几章，大约30多万字。他修改了几遍送到《内蒙古文艺》编辑部，编辑们看了以后，虽然给予肯定，但他们的反应比较平淡。不久，正好赶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来内蒙古组稿，云照光就把《鄂尔多斯太阳》初稿拿出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看完之后，评价很高，鼓励云照光尽快修改出来。没过多久，解放军总政治部为了庆祝建国10周年，收集好的文艺创作题材，内蒙古军区就将云照光的《鄂尔多斯风暴》(原名《席尼喇嘛传记》)作为电影故事片题材上报总政治部。总政治部把它列入国庆10周年献礼作品。1962年，电影《鄂尔多斯风暴》在全国上映，反响很好。乌兰夫曾经在一次文艺界座谈会上谈到《鄂尔多斯风暴》：“这部电影写得好，思想性和艺术性都很好，这是内蒙古最成功的一部电影。写电影的云照光我知道，他小的时候是个放牛小子，是共产党把他培养成了作家，不容易呀，今后应当写出更好的作品。”这时，云照光的文艺创作也从秘密走向公开，应邀进京商谈写作计划，他先后出版了《孟根花》《云照光小说散文集》《云照光电影文学剧本集》《云照光文艺理论集》《云照光散文选》，成为一名颇有影响的蒙古族军旅作家。
1966年9月，云照光转业到地方工作，历任内蒙古文委副主任、内蒙古文化局局长、内蒙古文联主席。“文化大革命”期间，云照光遭受了残酷迫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才恢复工作，先后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阿丽玛》，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中篇小说《蒙古小八路》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戏剧电影创作奖;散文《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获得内蒙古自治区第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电影剧本《母亲湖》获得内蒙古自治区艺术创作“萨日纳”奖。
1983年，云照光先后担任内蒙古政协第五、第六届副主席、党组成员、内蒙古文史委员会主任、内蒙古党委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电影家协会理事、中国文化协会理事、中国电影文学学会理事、内蒙古大学和内蒙古师范大学文研班主任，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曾经参加中国作家第四次代表大会。
1988年，云照光根据延安大学校友总会和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要求，牵头成立了“延安大学暨延安民族学院校友会”和“延安精神研究会”，并担任校友总会副总会长和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他离休后一直继承和发扬着延安精神，继续发挥着光和热，负责编辑了《一代英豪》《圣地之魂》等革命系列丛书，因成绩突出，被内蒙古文联授予“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奖”，先后五次荣获自治区政协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荣获中国文联、中国作家协会纪念奖。(云治 魏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