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增秀，女，蒙古族，又名阿拉更，曾化名李彤，1916年出生于包头召梁(今内蒙古包头市东河区)。

　　包头市东河区有一个福徵寺，也叫包头召，建于清朝康熙年间，距今已有300多年历史，原系土默特右翼旗蒙古族巴氏家族的家庙，现在是内蒙古自治区和包头市两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内蒙古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包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包头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

　　巴氏家族人才辈出，巴增秀的叔叔巴文峻人称“塞外才子”，曾经与周恩来、马骏、韩麟符共同领导了天津支援“五四运动”。1920年，巴文峻赴法国勤工俭学，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旅欧社会主义青年团，曾经掩护周恩来脱险，并为周恩来的革命活动筹款。

　　1916年7月，巴增秀出生在包头一个富裕的蒙古族家庭，她还在襁褓中时，母亲患病离开了人世，巴增秀幼年时得过一次眼疾，导致左眼失明，十几岁时，她的父亲也去世了，巴增秀的幼年和少年时代是在姥姥家度过的。坎坷的生活经历，磨炼了她坚强的意志，培养了她坚韧的性格。

　　1933年，17岁的巴增秀被叔叔巴文峻接到包头福徵寺土默特第五小学读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巴增秀的表哥、中共地下党员勇夫从第三国际回国后，一直在家乡土默特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她的哥哥巴增华也从北京蒙藏学校毕业回到包头，在福徵寺土默特第五小学担任校长，经常掩护和资助革命者。她在与表哥、哥哥的交往中，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

　　1937年10月，归绥(今呼和浩特)被日军占领。1938年，巴增秀转入归绥土默特高等小学校住读。她永远忘不了在学校操场上焚烧日货的冲天大火，深感亡国之屈辱，胸中燃烧着复仇的烈焰，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巴增秀一直崇尚光明，追求自由，向往着人人平等的生活。这时，她的继母逼着她嫁人，巴增秀坚决不从，后来在表哥勇夫的启发和帮助下，决心奔赴延安，投身革命。

　　1939年8月，中共地下党员贾力更、奎璧等人护送22名蒙古族青年从土默特旗出发去往延安，除了巴增秀，还有云曙碧、云晨光、云照光、云世英、云治安、云成烈、云生格、云祥生、云琳、云林秀、云志忠、李文精、金玉、李永年、李桂茂、朱玉珊、成义、布赫、奇峻山、赵俊峰、张玉庆等人，由张禄带队。大家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辛跋涉，终于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55队(后改为民族部)学习。巴增秀在学习期间，勤奋好学，进步很快，被推选为学生会成员。

　　延安在巴增秀的眼里完全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天空是那么晴朗，生活充满了激情，到处欢声笑语，一派生机勃勃。在杨家湾杜家沟，巴增秀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她通过学习革命理论，渐渐明白了要消灭剥削制度，要摆脱民族压迫，要得到妇女解放，就必须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她终于找到了人生目标，向陕北公学民族部党组织郑重提交了入党申请书。1941年春天，巴增秀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6月，巴增秀接受中共西北局的派遣，返回大青山抗日前线，参加对敌斗争。

　　当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正处在最艰苦的年代，巴增秀作为一名女同志，本来组织上准备安排她到平川一带做地下工作，后来得知敌人的情报机关已经掌握了她的面貌特征，出于安全考虑，组织上决定，让她化名李彤，改派她到大青山井儿沟地区工作。巴增秀一个人经过长途奔波，在一天傍晚来到隐蔽在井儿沟深处的武归县(武川、归绥)民主政府报到，成为建设科科员，分管文化和民族工作。

　　由于日伪军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扫荡”，武归县政府和游击队只能在夜间活动，他们经常深入到各村，对群众进行教育工作和宣传抗日斗争，有时候天一亮就得返回山里隐蔽起来。敌人几乎封锁了大青山各个村子的所有路口，大家经常几天吃不上一顿饭，只好嚼几口山葱，吃两口炒面，然后继续与敌人周旋。在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巴增秀作为当时武归县政府唯一的女同志，从来不叫一声苦，她和男同志一样钻山洞、吃炒面，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巴增秀接受过比较系统的初小教育，在延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学习，所以在县政府和游击队里算是一个文化人。她经常教战士们学文化，读报纸，讲解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全国斗争的形势，教唱革命歌曲，帮助战士提高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当年，山坡上常常响起巴增秀那清脆的歌声，武归县政府和游击队所有人都学会了她教大家唱的《懂不懂》。

　　1941年冬天，敌人“扫荡”更加频繁，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自己，积蓄革命力量，武归县委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化整为零，隐蔽起来，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派遣巴增秀到井儿沟一带的村庄里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巴增秀住在召沟杨大娘的家里，她在杨大娘和儿媳妇崔玉兰的帮助下，走进一个个土窑，挨家挨户宣传抗日。白天，她领着乡亲们躲在山上，夜晚，她回到土窑里给乡亲们讲抗日救国道理，讲全国的抗战形势，鼓励乡亲们坚持斗争。房屋被敌人烧毁了，她组织大家搭建窝棚，帮助群众度过难关。

　　在敌人疯狂“扫荡”的情况下，巴增秀深入沟上沟下20多个村庄动员组织群众挖土窑、修房屋，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使抗日民主政府和抗日游击队在井儿沟的群众中深深扎下了根。当时，巴增秀已经怀孕三四个月了，丈夫也不在身边，在恶劣的形势下，她和其他男同志一样，经常忍饥挨冻、爬山涉水、风餐露宿。山里的物资极端缺乏，敌人一封山，老乡们连盐都吃不上。为此，组织上要求巴增秀和沈青山在山区筹建一个合作社。两人经过多方努力，想方设法把合作社建了起来。在经营合作社的过程中，巴增秀时刻注意避开敌人的严格搜查，冒着生命危险，从平川把盐、碱、煤油、火柴、麻纸等生活必需品运回到山区，方便了群众生活，补充了游击队的各种物资需要。小小的合作社为根据地军民解决了不少实际困难，温暖了广大群众的心。

　　巴增秀是群众的贴心人，非常善于做群众工作，由于她从生活上帮助群众，从情感上关心群众，紧紧依靠群众，使抗日民主政府像磁铁一样把群众吸引在一起，团结在民主政府周围，筑就了井儿沟抗日斗争的坚强壁垒。敌人要进山，十里八里的山头上就有人点火报信;游击队需要粮食，井儿沟各村都在磨面;八路军需要军鞋，井儿沟20多个自然村很快做了120多双军鞋;八路军游击队伤病员来休养，井儿沟没有一个人走漏风声。巴增秀以她出色的工作，使抗日民主政府和八路军游击队在这里的群众中建立了水乳交融的革命感情。

　　1942年春天，日本军队开始对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扫荡”，巴增秀带领乡亲们在山里与敌人周旋。此时，她肚子里的孩子更大了，而爱人仍然不在身边。一天晚上，巴增秀刚回到土窑里躺下，又出现了敌情，她连忙起身，迅速召集乡亲们向山上转移。山路崎岖坎坷，巴增秀挺着大肚子艰难地爬着山，后来走得实在太累了，疲惫不堪，气喘吁吁，突然感到一阵阵腹痛，还没有成熟的小生命提前降生了。产后的巴增秀出血不止，乡亲们天亮后急忙去向县政府报告，建设科科长曹文玉立即前往德胜沟，请来了八路军的军医，当军医赶到的时候，为时已晚。巴增秀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将心爱的派克牌钢笔从衣服口袋里拿出来，颤巍巍地递给战友说：“我没有给党做多少工作，就把它交给党组织吧。”她拉着杨大娘和崔玉兰的手，嘱咐她们不要难过，要继续坚持斗争。话刚说完，年仅26岁的巴增秀永远闭上了眼睛。

　　巴增秀突然去世的噩耗传出，井儿沟的乡亲们悲恸万分，几位大娘在巴增秀遗体旁哭着守了三天三夜，同志们把巴增秀安葬在井儿沟的山坡上，妇女们挖来一些山花，栽植在她的坟墓旁，表示对亲人的怀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青山井儿沟烈士陵园为巴增秀树立了烈士碑。井儿沟的乡亲们至今依然怀念着巴增秀，每逢清明时节，人们总要来到巴增秀烈士安息的山坡上进行悼念，缅怀这位英年早逝的蒙古族抗日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