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成烈，蒙古族，蒙古名乌兰特木尔，1927年出生于土默特旗塔布子村(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塔布赛乡塔布赛村)。
云成烈出生在一个贫苦的蒙古族家庭，还是乌兰夫的本家侄子。他幼年的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曾被父母卖过一次，他的大哥知道后拼命追赶，从人贩子手里把他抢了回来。他从小养成了吃苦耐劳的品质，早早就帮着父母耕田、放牧，到了上学年龄，进入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旧城)土默特高等小学校读书。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全面抗战，10月，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被日军占领。1938年秋天，八路军来到了大青山。中国共产党为了培养少数民族抗日干部，委托中共土默特旗党组织贾力更、奎璧、张禄等人组织动员土默川的蒙、汉各族青少年到延安学习深造。1939年8月，第一批奔赴延安的蒙古族青少年有23个人(包括带队的地下党员张禄)，年仅12岁的云成烈就在其中，他年龄虽小，一路上和大人们一样，坚持独立前行，克服了种种困难。他们翻山越岭，躲过国民党的岗哨，偷渡黄河，穿过茫茫的鄂尔多斯沙漠，终于在9月到达了革命圣地延安，进入陕北公学民族部学习。从此，云成烈在政治上、思想上逐步成熟，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迅速提升。他严格要求自己，学习成绩优异，各方面表现突出，从一个乡村牧童成长为有才干、有本领、有远大理想的共产主义战士。
第一批从土默川去延安的蒙古族青少年，大部分都是十几岁的孩子，延安的人们都称呼他们“蒙古小八路”。他们在延安不仅得到了乌兰夫、克力更和吕林夫妇等革命前辈的关心照顾，也得到了朱德等中央首长的称赞。1940年2月的一天，朱总司令和几位中央首长专程来到陕北公学看望他们，朱总司令拉着云成烈的手，亲切地和他谈话，问他叫什么名字，为什么来延安。至今，他们住过的土窑洞仍然保留着，门上挂着“当年蒙古小八路住地”的牌子。
云成烈在延安生活得非常充实，除了读书学习，还参加了1942年的大生产运动，开荒种地、学烧木炭，而且他还是文体活动爱好者，为陕北公学民族部编写了歌剧《塞北黄昏》，他扮演一个蒙古族小鬼的角色，在杨家岭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陕甘宁边区体育运动大会上，中央调来鄂尔多斯骑兵团表演马术，他也被选中参加赛马，骑的竟然是朱总司令的大红马。比赛结束后，他骑马经过主席台时，朱总司令叫住了他，高兴地说：“哈哈!蒙古小八路，又见到你了。”说话中毛泽东主席过来问朱总司令：“你认识这个小鬼?”朱总司令说：“是啊，我去陕北公学看望学员时认识的。”毛泽东主席说：“哦，你们是老朋友了。”接着问了云成烈的名字、年龄、参军时间，“你是个老八路了，不简单啊!不过，就是年龄小了些，就叫小老八路好了。”毛泽东主席的风趣幽默引得旁边的人们哈哈大笑。运动会后，云成烈威风凛凛地骑着朱总司令大红马的照片和胡风撰写的《蒙古小八路骑上朱总大红马》的报道，一起刊登在《延安解放日报》的头版。可惜云成烈当时没有那个意识，那张报纸没有保存下来。
1941年9月，陕北公学民族部改建为延安民族学院，聚集了蒙、回、藏、苗、满、彝、汉七个民族的学员。云成烈和同学们转入延安民族学院继续学习。1945年，云成烈和四十多名同学完成了学业，离开哺育他成长的革命摇篮延安，告别了传授他们文化知识和革命理想的民族学院，在李森、王建功带领下回到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开展革命工作。云成烈在鄂托克前旗的召皇、三段地一带从事地下情报工作。1946年，他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1947年初，国民党的23万大军向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地区大举进攻，伊克昭盟地方政府也从三段地、城川、乌审旗开始战略性撤退。出于革命斗争的需要，云成烈被分配到伊克昭盟蒙汉支队工作，他从一中队的文化教育工作做起，由于认真负责，成绩突出，对敌作战英勇顽强，功劳显著，历任文化教员、参谋、武工队副中队长、队长、指导员、政治处主任、团参谋长、支队参谋、副团长等职。
云成烈刚到蒙汉支队不久，就在陕北靖边县张家畔参加了一次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的浴血战斗。1947年2月，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来到靖边县，住在张家畔东南20里的一个小村庄，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国民党特务获得了情报，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命令刘勘、董钊率领国民党部队从东往西、由南向北开始围追堵击，并命令马鸿逵部队从西向东大举进犯，企图找到中共中央的住地，消灭中共领导机关于陕北地区。伊盟蒙汉支队奉命布防在靖边芦河南岸，负责堵截马鸿逵的部队，保证中央机关的安全。云成烈所在的一中队驻守在张家畔芦河渡口。5月的一天，马鸿逵率领500多骑兵猛冲过来，准备抢占芦河渡口，战斗异常激烈。云成烈指挥一中队战士把敌人打退到河对岸。敌人用掷弹筒打中了一中队的机枪阵地，云成烈看到延安民族学院的两位同学秦子华、雷明利先后牺牲，胸中怒火燃烧，将手榴弹全部甩向了敌人。危急时刻，二中队和乌审部队从背后袭击敌人，才把马鸿逵的骑兵赶走。云成烈和战友们乘马追击了几十里，一直追到宁条梁，战斗才结束。芦河渡口的激战，打退了马鸿逵进攻，粉碎了敌人东西合围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守住了中央机关的北大门，一中队因此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芦河渡口战役之后，云成烈先后在伊盟支队、伊盟军区武工队、连队、骑兵团部担任领导工作。
1948年初，云成烈参加了解放鄂尔多斯的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斗是在准格尔旗的纳林镇(今属沙圪堵镇)。当时，由于伊盟解放军部队连打胜仗，一度解放了国民党的政治、军事中心东胜城，消灭了伪保安16团。绥远省政府对伊盟支队恨之入骨，调来一个旅和一个炮兵团，并纠集伊盟的杂牌军、还乡团向准格尔旗扑来，他们首先占领了纳林镇。伊盟支队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在纳林河一带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伊盟支队二大队首先渡河，占领了纳林镇东山，司令部和大队人马占领了纳林镇西山，对纳林镇形成了东西包围之势。敌人集中兵力对西山实施重点强攻，急于消灭伊盟支队主力，战斗异常惨烈。敌人几次攻上半山坡，都被打退。云成烈就在西山上指挥部队与敌人顽强作战，当敌人冲上来快到支队司令部的时候，他亲自率领战士向敌人反冲下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当他从半山坡返回山头时，腿部被敌人子弹打中，他忍着剧痛，拖着伤腿爬回了阵地。打退敌人的多次冲锋后，司令部终于安全撤退。后来，云成烈因为伤势太重被送到神木县养伤，那颗子弹一直留在他的腿里几十年，逝世后一同和他火化。1948年4月 11日，伊盟支队解放了准格尔全旗。
云成烈在郡王旗(今属伊金霍洛旗)伊盟军区武工队工作时，表现得更为勇敢。1948年中秋节前的一个晚上，大约300多敌人包围了正在推磨梁窑洞里休息的武工队，敌人首先控制了山头，然后向窑洞和院子里猛烈射击，扔下来手榴弹。已经睡下的云成烈听到枪响和爆炸声，第一个从炕上跳下来，拿上枪和手榴弹就向外走。他的枪法很准，第一枪就打倒了趴在窑洞顶上的一个敌人，接着又向窑洞顶上甩出几颗手榴弹，趁机冲出小院，支援住在另一个院里的工委机关人员和武工队战士。此时，他身边已经有十几位战友倒下，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战友占领有利地形，在黑暗中向敌人先后发起了七次反击，打死了敌人一个营长，终于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直到黎明时分，战斗才告结束，敌人伤亡惨重，落荒而逃。因为云成烈的果断指挥，英勇拼杀，才使这场突如其来、被动挨打的战斗，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胜利。1949年9月5日，郡王旗武工队奉命到达新街镇(今属伊金霍洛旗)，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伊克昭军分区第六支队，云成烈担任政治部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12月，云成烈担任内蒙古骑兵第五师政治处宣传科副科长，后任该师14团副团长兼参谋长。1954年赴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深造四年，1955年授少校军衔。1958年，他毕业后在内蒙古军区情报处工作。在此期间，他去伊盟出差，见到旗里的一位领导，也是自己的老战友，因为喜爱他的手枪，就痛快地送给了老战友，后来为此受到了丢失枪支的处分。即使这样，他也没有把实情告诉老战友，更不好意思把已经送给战友的手枪再要回来。1962年，云成烈晋升中校军衔，调入昭乌达军分区工作，先后担任内蒙古赤峰军分区副参谋长、副司令员、司令员、昭乌达盟盟委常委。
1966年6月，云成烈正在呼和浩特开会，听说北京前门饭店会议上正在批判乌兰夫，他认为这是有人陷害乌兰夫，就亲自去了北京，打听前门饭店会议的情况，他找到一位延安时期的女同学，闲谈中告诉她：“如果真的有人陷害乌兰夫，我就是上大青山打游击，也要保护乌兰夫、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主席。”当时，人们的政治神经高度紧张，这位思想敏感的女同学很快向中共华北局报告了云成烈说的过头话。云成烈从北京回到赤峰，刚下火车就被内蒙古军区派去的人逮捕，长期关押，接受隔离审查，惨遭一次次毒打，身心受到了极大损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8年5月，云成烈恢复工作。1979年，内蒙古军区为云成烈彻底平反，任命他担任昭乌达军分区司令员。1981年5月兼任中共昭乌达盟盟委委员。1983年6月，云成烈光荣离休。
1993年1月，云成烈在赤峰因病去逝，终年66岁。(武赋斌 魏铎)
